摘要：客家人长期“在路上”、“在漂泊”的特殊经历和心态，是解读陈氏家族之一个DNA。先祖贫贱是陈氏家族第二个DNA。

陈寅恪在中国史学界、文化界的声名无需赘言。有些读者恐怕和笔者一样好奇：陈寅恪是怎样炼成的？自然就会关注他的成长环境、文化基因和学术脉络。

张求会教授长期从事陈氏家族的文献整理和研究，20年前就出版了《陈寅恪的家族史》，2007年有2.0修订版。这部《陈寅恪家史》不仅重写，而且新增15万字。一册在手，尽可透视陈家二百年。

《家史》积淀深博，考证扎实，文笔谨严，精益求精，在百年巨变的时代画卷中，浓缩了陈氏家族的苦难史、奋斗史，也浓缩了中国近代史、文化史。既有学术价值又有文化价值，读者既可满足好奇心又可满足求知欲。

其中陈宝箴传比陈三立传的信息量更多、可读性更强，因为前传实质包含了后传的青壮年。笔者用一周时间先速读、再精读《家史》，尝试用“四脉”的框架介绍粗浅的读后感，抛砖引玉。

血脉：“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

《家史》开篇就考证陈氏先祖为客家人，1062年由江西九江迁福建上杭，1733年又从上杭返迁江西修水。客家人长期“在路上”、“在漂泊”的特殊经历和心态，是解读陈氏家族之一个DNA，假如作者单列一节展开，也许更有助于读者解读陈氏三代的人生轨迹。

例如，《义门陈氏家法》33条有数百年历史、崇文重教和族内互助的传统，在客家人中其实常见，不妨延伸考证；又如，土客矛盾很剧烈，甚至有武力和暴力，官府偏土人，客人常吃亏，广东爆发“土客大械斗”13年（1854-1867年），死者数十万，伤者无数，所以客家人组织团练自卫也有传统。

罗香林在经典著作《客家研究导论》中得出客家源流“五次大迁徙”的结论。从陈氏先祖迁徙时间和地点判断，可划入唐末宋初的第二次大迁徙。问题是为躲避战祸，客家先民从江西迁到福建上杭、广东梅州一带，再往南多出海赴东南亚，回迁江西少。

陈氏家族第二个DNA是先祖贫贱。先祖在上杭很艰苦，就是无产贫民，出路很窄，迁回修水如书中所言也是“棚客”，直到1793年兴建新宅凤竹堂，“成为陈家彻底摆脱贫贱的一个重要标志”。

父因子贵，祖因孙贵。2013年3月，始建于1831年的陈宝箴、陈三立故居，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晚年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图片来源： *** ）

封建朝代的家族联姻，利益盘根错节，讲究门当户对，《红楼梦》中就有很多精妙复杂的描述。

陈宝箴与太平军奋勇作战，先后结识两位亲家：其一，湖南永顺知府张修府，14年后其子三畏迎娶张四女；其二，江西驻军将领席宝田，长女石龄嫁与席次子曜衡。都是陈氏高攀，可见其人品才华为官阶更高的同僚肯定，对提升家族地位和今后仕途亦有潜在收益。

《陈寅恪家史》尊重史实，坦陈陈氏发迹，源于陈伟琳组建义宁州泰乡团练，抵抗太平军，对峙数年，名扬四方。

就动机而言，主观上是保卫家园（太平军攻城之后军纪松弛，烧杀抢掠状如土匪）、保卫文化（太平军扩散外来教义），客观上的确有协助清军削弱、镇压太平军作用。此后陈宝箴与兄弟率领团练协助清军收复义宁州城，因战功授候补知县，又在湖南率果健营抵挡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的强大攻势。

林则徐虎门销烟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差点镇压广西的农民起义，在征途中去世。农民起义并不必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不必然都是好的，官军并不必然就是地主阶级爪牙。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以孟子的民本视角，谁做皇帝不重要，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更重要，政权才有合法性和持续性。

汝果欲研史，信息在史中。依据作者扎实详尽的考证文献，有兴趣的读者各取所需，进行二次剖析，会有新的收获，而且有趣。例如中国近代史声名显赫的绍兴俞氏家族，150年前就很狼狈，远非名门。

1882年，30岁的陈三立继弦18岁的俞明诗。岳父俞文葆历任湖南兴宁、东安知县，只是正七品小官。小舅俞明颐娶曾国藩孙女曾广珊为妻，陈、俞、曾三家通过姻亲联为一体，那是后话。

大舅俞明震受困于科场不得志，家道败落，以游幕为生，甚至需妹夫陈三立援手谋生渡贫。《家史》引述，1887年2月，陈三立致函父执、江宁布政使许振祎，直言俞明震及其弟次年“赴京兆试，而游费无所出”的窘境，求为“饥驱出门”的内兄在江宁“营一栖止”，“冀岁入稍丰，了其贫累”。

陈三立实际主持湖南矿务总局，也不避嫌，为俞明震在总局内安排职位；即使俞离职后，依然致函总局，坚持“俞恪士（按：俞明震字）薪水照发”，导致与张通典的矛盾和误会加剧。

（本文为《义宁陈氏“四脉”与士族道统──兼评〈陈寅恪家史〉》连载第1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