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信息的诞生都有其背景和特定的条件，不同的时代，其研究 *** 、研究条件都受到时代的约束，难免有所误差。而传播者将本就有瑕疵的理论削足适履，改头换面，新生成的理论早已脱离了当初的语境。而我们利用这些错误的信息去进行决策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偏差。

我经常看到产品经理必读书目中会出现《乌合之众》。

我也经常看到产品经理常用的思维分析框架包含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我更经常看到的是在很多产品相关的文章中，在引证某些观点时，上来即言：“《乌合之众》中提到，群体有以下几种性格：冲动、易怒、缺乏理性、缺乏批判精神的判断力、对情感的过度夸张以及他人……”

又或者：“马斯洛将需求分为五个层次，自上而下分别是xxx，xxx，xxx……”

我自己，也常干这样的事情，为了引证自己的观点，或是看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就不假思索，奉行拿来主义了。

然而此拿来非彼拿来。鲁迅先生说，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到了你我这里，却变成不问缘由，全盘照收了。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我们，毕竟乍一瞧去，那理论金光闪闪，左右两旁各贴四字。左侧：大师出品；右侧：必属精品。虽然并无横批。但观众难免自行脑补出 “ 信我就对” 的四字箴言了。

想到这里，不由得上学时没有认真研读马哲。

教科书虽然连篇累牍，但偶尔也冒出一两个真实道理，其中一个便是扬弃。

何谓扬弃？标准定义如下：哲学上指事物在新陈代谢过程中，发扬旧事物中的积极因素，抛弃旧事物中的消极因素。所有的事物都有两面性，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不加思考地对事物进行全盘接受，积极因素吸收到了，但消极因素也同样吸收到了。

这本就是个很简单的道理。

那么问题来了，如此简单的道理，为何我们却经常忽略呢？关键就在于定义中的前半句：事物在新陈代谢中。

什么叫新陈代谢呢？简而言之，即变动。事物无时不在变动之中。我们一眨眼，就老了一秒。我们一呼吸，突触又死亡了好多，增加了好多。

人生须臾之百年，但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而新陈代谢之事物，不唯独人类。

拿《乌合之众》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说：

《乌合之众》，写于 1895 年，距今 125 年；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提出于 1943 年，距今 77 年。若按新陈代谢的观点看，以乌、马的高龄，却丝毫变化也无，岂非怪哉？

实际上，并非这二位无丝毫变动，而只因我们以静态的眼光看待它们，才弄成了刻舟求剑的局面。

一般的理论分析，都需要具备四个要素：对象、环境、条件、行为。如果用一句话表述就是：什么人在什么场景下由于什么原因触发了什么行为。

有时候，仅仅面向对象不同，得出的结论都有可能大相径庭。就如勒庞提出 ”群氓“ 的观点时，法国正处于动荡时期，经济崩溃，社会动乱。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会不自觉地处于紧张的状态，容易受到集体的影响和召唤。

可是，如果异时而处，换成一个更为和平的时期，所谓的群氓效应则未必有那么明显。

有时，即使要素完全相同，但分析角度不同，其理论结果也会大相径庭。仍以《乌合之众》为例，这本书的写作有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时的德雷福斯案。

当时，法德之间正处于交战期。法军内部有人投递匿名信，称自己要给德军提供情报。很快，嫌疑人锁定在炮兵德雷福斯身上。一来，他是犹太人；二来，他说德语。德雷福斯坚持自己无罪，但最终被逮捕定罪。

这起案件引起法国社会的广泛讨论，德雷福斯究竟有罪还是无罪。很快，法国群众分为两派，一派坚定地认为德雷福斯有罪，另一派则坚持其无罪。两派间互相攻讦，而参与者莫不情绪激愤。

德雷福斯案后，勒庞提出了他的群氓论断：个人在孤立的状态下能够保持理智，但是一旦裹挟到群体中就会失去理智。

然而和勒庞同一时代的心理学家塔尔德却认为，德雷福斯案恰恰说明法国的公众能够对公众事物进行积极探讨，反而是一种理性的象征。

塔尔德可不是什么小人物，他是 19 世纪法国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提出了著名的 ”模仿理论”，其地位甚至能和孔德媲美。可惜老爷子不受国内的媒体青睐，只能在社会学的教材中偏居一隅。

勒庞和塔尔德谁对呢？这很难说。因为双方理解的视角不同。但至少可以证明，即使是当时，群体非理性的立论都是有争议的。

实际上，从柏拉图开始，到文艺复兴时的马基雅维利，甚至到了 20 世纪，杜威和李普曼还在就 “公众到底有没有脑子” 这个问题争论不休。

而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提出的相关理论，是一种定性的概念，未经检验。自一战后，实验法被引入社会心理学，心理学研究逐渐转向定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