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5名校毕业、在金融企业工作的丁逸走上了一条与她母亲完全不同的路：结婚时，她和丈夫决定不生孩子，组建丁克家庭。

　　远在四川泸州乡下的王蓉生完两个女儿之后，虽然婆家还想让她继续生个男娃，但她下定决心不生了。“即使国家放开三胎也不生了。现在农村养孩子也得吃几百块一罐的奶粉，不吃奶粉就是长得慢，孩子多了养不起。”她说。

　　如今，无论在一线城市，还是广大农村地区，育龄妇女普遍出现了生育意愿下降的现象，导致我国正在从“政策性低生育”进入“内生性低生育”。虽然是否已经跌入“低生育陷阱”还没有定论，但生育率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已被广泛认可。民政部部长李纪恒近日撰文指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是什么阻碍了女性的生育意愿？生育成本居高不下、生育年龄延迟、受教育程度提高、生育丧失机会成本、自我意识苏醒等都是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教育水平提高是近年来影响生育率变化的重要因素，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多孩的比例就会大幅减少。

　　这项研究的作者之一、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王广州接受之一财经采访时称，未来育龄妇女生育水平超过1.40的可能性不大，当前迫切需要消除影响生育的障碍性因素，采取鼓励生育的措施。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近日也撰文称，按照一般规律，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很难再回到2.1的更替水平，但应该尽可能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如回升到更接近1.8的水平。因此，“十四五”应稳妥推进生育政策改革，尽快实现家庭自主生育。

　　与此同时，也要推进配套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降低养育孩子的家庭成本，形成育儿友好型的社会环境，提高家庭生育意愿和养育子女的能力。

　　“内卷”的育儿路

　　丁逸对之一财经称，虽然觉得孩子可爱，但并不觉得是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她对很多方面充满浓厚的探索兴趣，每一个兴趣都需要时间和专注度，培养孩子需要大量时间精力，这与个人多元发展和成长冲突。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员张熠对之一财经称，阻碍女性生育的因素很多，生育成本是首要因素，生育成本包括生育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直接成本有教育成本，目前家庭对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大；有住房成本，多生育子女带来居住空间减少，房价高企导致成本上升；有照料成本，例如月嫂、聘请保姆、托幼等费用。

　　间接成本则包括时间成本和职业生涯受损。无论家庭教育还是照料都需要大量时间，根据国际经验，生育两个孩子以上会极大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而且不可恢复。

　　王蓉告诉之一财经，她是生完两个孩子后从广东打工地返乡的，当她回家探亲时看到作为留守儿童的女儿们满身泥巴地迎接她时，就决定把两个孩子带到打工地抚养，但去了广东之后发现教育费、生活费都大增，最后决定回乡自己带孩子。

　　“村子里也有生三个的，但也不多见了。大部分都是两个，如果头胎生了儿子，有的也只生一个，因为养儿子的成本很高，农村要给盖房子娶媳妇，父母的负担很重。”王蓉说。

　　王蓉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却是一位见过世面的“打工人”，她也不想“放养”孩子，也想让孩子吃得好、长得壮，能够接受好的教育，而这些无疑都需要钱。

　　“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的数据分析报告显示，在关于育龄妇女不打算生育的原因中，首要原因就是“经济负担重”，占比高达58.9 % ；其次是“没人带小孩”，占27 .0 %， 第三位的原因是“养育孩子太费心”，占比为26.6%。

　　张熠认为，影响女性生育观念的还包括社会观念和闲暇需求的改变，过去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多子多福观念影响很深的国家，但在新的世代身上，这种观点已经改变，他们更强调个人的空间、生活品味、闲暇，而不是花在养育子女身上，这些改变是持续的。

　　育龄女性遭遇“生育惩罚”

　　刘筠在被裁员之前，在一家国际知名的外企工作。三年前在丈夫的强烈要求之下，她生了第二个孩子。此前她一直都不想要二胎，工作忙、家里老人年龄大没法帮着带孩子，孩子出生之后，她请了阿姨帮忙带，但没过多久，她就被裁员了。她给几家心仪的公司投递简历后，石沉大海，于是她干脆辞掉了阿姨，自己在家带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