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向尚瞰 读史专栏作家

 

清代作家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第二十三回“说酸话酒保咬文，讲迂谈腐儒嚼字”，说到林之洋等三人到淑士国游历，进一酒店喝酒，不但遇到一个满口之乎者也的酒保，还遇到另一个满口之乎者也，而且一口气说了几十个“之”字的腐儒，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里是淑士国，读书人的国度，大家都不免要附庸风雅，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笑话。

可见，附庸风雅原属贬义词，指的是粗俗之辈借高雅文化修饰自己，很有点东施效颦的不堪。附庸风雅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也随处可见。明清时期，有的人本来不识几个大字，却偏偏要以墨沾襟，以朱染指，表示自己刚刚写完字，是个读书种子；清末民初，西风东渐，一些人为表示其文明开化，在胸前袋中，插上两三支自来水笔，其中不乏所插仅为钢笔帽者；文革期间，样板戏流行，大宣传成风，京津街头，常常可见一些提着小提琴的行人，但若打开琴盒，则真相大白，琴盒中空无一物，也非个别现象。

 

 

附庸风雅的典型人物，民国时期的军阀张宗昌（号效坤）算得上一个。他从未读过一天书，几至目不识丁。以当土匪起家，投靠奉系军阀张作霖后逐步发迹，1925年当上山东省军务督办。上任后，认为自己一个大老粗，要想在山东站住脚，必须作出礼贤下士，像个文化人的姿态。于是，他请出蛰居潍县的光绪癸卯科状元王寿彭当省教育厅长，并拜他为师，让王寿彭教他认字、作诗。

他还附庸风雅，出版了一本《效坤诗钞》分赠友好。他的诗粗俗不堪，读来令人喷饭。比如，王寿彭给他讲楚汉之争，他听了以后连作两诗，其一是《笑刘邦》：

听说项羽力拔山，

吓得刘邦就要窜。

不是俺家小张良，

奶奶早已回沛县。

 

其二是仿照刘邦的《大风歌》，作了一首《俺也写个大风的歌》：

大炮开兮轰他娘！

威加海内兮回家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

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张宗昌的老家是山东高密，他也想像刘邦那样回老家显示显示自己。回老家途中远远地望见泰山，又引起了他的诗兴：

远看泰山黑糊糊，

上头细来下头粗。

如把泰山倒过来，

下头细来上头粗。

 

 

 

不过，我觉得对附庸风雅还是要一分为二。对矫揉造作，谋取虚荣，把“风雅”当面霜的“附庸”理应鄙屑；但视“风雅”为高标，作为自已对审美的追求，而附之庸之者正是国人风而雅之的希望。换个角度想想，人们为什么附庸风雅？它反映了一种愿望，反映了人们想竭力摆脱俗气这么一种处境。

一个人在试图附庸风雅的时候，说明他起码知道风雅是一个好东西，并且他已经有了对于风雅的要求。这正是他远离粗鄙，走向风雅的良好发端。肯附庸风雅，总比甘于粗俗好。附庸得久了，不风雅也就变得有几分风雅；假风雅，也就变成了真风雅，总要比以粗俗为荣，不屑风雅好得多吧。有哪一个人能够无师自通、天生风雅的呢？

附庸风雅其实是人的天性，人天性追求美，追求向上。而风雅就是艺术的象征，是美的代名词，不由得人们不去附庸。只要人间的愚行、丑行、秽行、罪行、恶行、暴行存在一天，附庸风雅就可以在阳光下理直气壮地存在下去。附庸风雅即便不是最有益的善，至少是最无害的恶……，简直算不得恶，而仅仅是尚未成形的善，仅仅是不够精致的善。

 

 

一个附庸风雅的人，至少没有殚精竭虑去为非作歹，至少没有肆无忌惮地去践踏公理。仅仅附庸风雅的行为本身，就足以说明他对优美与高尚充满向往，并正在竭尽全力、勉为其难地努力加以模仿，也不妨说这是见贤思齐，有何不好？每个附庸风雅者，无疑都是向善者，谁还会忍心去嘲笑或蔑视一个善良的附庸风雅者呢？

其实，文化上的暂时的粗俗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认粗识俗而能追风求雅。世上本无生来便高便雅之辈，求风雅难免有“附庸”的初级阶段。这又有什么可讥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