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社会状况恶化 弱者首先遭到抛弃

　　疫情悲剧：日本女性自杀率飙升

　　文/王天然

　　日本自杀率一直居高不下，随着疫情的蔓延，情况日益严峻，女性自杀率更是飙升。2020年7至12月，日本自杀人数连续5个月呈上升趋势。其中，10月自杀死亡人数甚至超过10个月以来疫情死亡人数总和，自杀人数环比上涨39.9%，男性自杀人数环比增幅21.3%，女性自杀人数环比增幅高达82.6%。

　　这些在疫情之下被生活压垮的女性，只能以自杀的方式，在无限的黑暗中发出最后一声悲鸣。每一条逝去的生命都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揭示的是日本社会一个深刻的问题：日本应该如何处理好两性关系，如何对待占国家人口总数二分之一的女性群体？

　　失去 *** 工作贫困无力自救

　　“一旦社会状况恶化，首先被抛弃的是弱者。日本社会不在乎女性，她们是日本社会的弱者。”43岁的小林惠理子说。

　　小林在一家非 *** 组织工作，疫情之下虽没丢掉工作，但薪水远不如从前。小林身边的女性朋友中，很多人都失去了 *** 工作，这让她越发产生了对贫困的担忧和恐惧。

　　小林曾在二十多岁时因为生活贫困自杀未遂，如今她再次感受到死亡般的气息：工资少了，好像人走在漫长的隧道里，永远看不到出口的光亮。“仿佛又要回到以前的贫困状态，我被危机感紧紧缠绕着。”

　　2020年4月，由于疫情蔓延，日本 *** 之一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民众活动，以餐饮、旅行等为代表的服务行业受到重创，餐厅、商店、旅馆等商家纷纷裁员自保。首当其冲的，便是长期以来在服务行业从事各种非正式工作的女性。据不完全统计，因疫情失业的约七成是女性，高达74万女性失去工作，是男性的2倍以上。

　　女性贫困，这个日本社会的痼疾在疫情之下被放大，一些日本女性在无助与绝望之中选择默默无言地终结自己的一生。

　　这些被解雇的女性，不少是家庭主妇。男主外女主内是二战后日本的主流家庭模式，丈夫心无旁骛在外工作，妻子作为贤内助照顾家中老小生活。可以说，这种以性别为基础的社会分工，是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基础。然而，随着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国家经济陷入低迷状态，单靠丈夫在外打拼已经不能支撑全家人的开销，妻子也不得不在完成原有家务劳动之余，外出 *** 贴补家用。

　　酒店餐厅服务员、便利店收银员、百货店售货员……越来越多家庭主妇从事 *** 工作。据统计，如今靠丈夫单方收入维持生计的日本家庭已不足三成。

　　虽然丈夫不再像之前一样是一家的顶梁柱，但繁重的家务劳动依然只有妻子在负担。这使她们不能像男性一样成为 *** 的正式员工，而 *** 工作不但工资少也没有保障，疫情中更先被解雇的便是她们。

　　家务压力繁重家暴无处可逃

　　日本女性所面对的，不只是对经济状况的担忧。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以年龄区分，在疫情之下自杀的女性之中，四十多岁中年女性占比更大且环比增幅最快。她们中的大部分人除了经济的担忧之外，还从家庭中感受到了日渐繁重的压力。

　　在日本，育儿和照顾老人被公认为女性需承担的责任，这种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并没有因为家庭内部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发生显著改变。疫情持续加剧让母亲永远在担忧孩子的健康状况，而随着紧急事态的宣布，学校封闭，孩子整天待在家中，母亲的家务重担更是日渐加剧。一边是日渐干瘪的钱包，一边是需要营养补充的孩子，被夹在其中的中年母亲们疲惫不堪。然而，她们还被繁重的家务占据了几乎所有时间，无法向他人诉说自己的痛苦。

　　同时，家庭暴力也随着疫情的蔓延日渐显著。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决定了男女双方不平等的经济水平，导致了夫妻双方不对等的家庭地位，隐忍顺从长期被视为日本妻子的“美德”。紧急事态宣布后，很多公司开始居家办公，一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变长了，日常琐事带来的矛盾也随之增多了。加上失业带来的经济贫困，妻子在家庭内部的话语权更是受到严重冲击。

　　在家庭办公和外出控制之下，日本的女性无处可逃。据日本内阁府统计，疫情之下女性遭受家暴的求助案件比去年同期增长至少两成。不少女性因不堪忍受家暴而到精神疾病科住院治疗，更有甚者自杀未遂而被紧急送往医院，也有一些人用自杀结束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