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向尚瞰 读史专栏作家

清代作家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第二十三回“说酸话酒保咬文，讲迂谈腐儒嚼字”，说到林之洋等三人到淑士国游历，进一旅馆喝酒，不单碰着一个满口之乎者也的酒保，还碰着另一个满口之乎者也，并且一口吻说了几十个“之”字的腐儒，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里是淑士国，念书人的国家，各人都难免要附庸大雅，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笑话。

可见，附庸大雅原属贬义词，指的是卑鄙之辈借雅致文化修饰本身，很有点东施效颦的不堪。附庸大雅现象在现实糊口中也到处可见。明清时期，有的人原来不识几个大字，却偏偏要以墨沾襟，以朱染指，暗示本身方才写完字，是个念书种子；清末民初，西风东渐，一些工钱暗示其文明开化，在胸前袋中，插上两三支自来水笔，个中不乏所插仅为钢笔帽者；文革期间，样板戏风行，大宣传成风，京津陌头，经常可见一些提着小提琴的行人，但若打开琴盒，则真相懂得，琴盒中空无一物，也非个体现象。

附庸大雅的典范人物，民国时期的军阀张宗昌（号效坤）算得上一个。他从未读过一天书，几至胸无点墨。以当土匪起家，投靠奉系军阀张作霖后慢慢发迹，1925年当上山东省军务督办。上任后，认为本身一个大老粗，要想在山东站住脚，必需作出礼贤下士，像个文化人的姿态。于是，他请出蛰居潍县的光绪癸卯科状元王寿彭当省教诲厅长，并拜他为师，让王寿彭教他认字、作诗。

他还附庸大雅，出书了一本《效坤诗钞》分赠友好。他的诗卑鄙不堪，读来令人喷饭。好比，王寿彭给他讲楚汉之争，他听了今后连作两诗，其一是《笑刘邦》：

传闻项羽力拔山，

吓得刘邦就要窜。

不是俺家小张良，

奶奶早已回沛县。

其二是模拟刘邦的《大风歌》，作了一首《俺也写个大风的歌》：

大炮开兮轰他娘！

威加国内兮回老家！

数英雄兮张宗昌！

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张宗昌的故乡是山东高密，他也想像刘邦那样回故乡显示显示本身。回故乡途中远远地望见泰山，又引起了他的诗兴：

远看泰山黑压压，

上头细来下头粗。

如把泰山倒过来，

下头细来上头粗。

不外，我以为对附庸大雅照旧要一分为二。对装腔作势，谋取虚荣，把“大雅”对面霜的“附庸”理应鄙屑；但视“大雅”为高标，作为自已对审美的追求，而附之庸之者正是国人风而雅之的但愿。换个角度想想，人们为什么附庸大雅？它反应了一种愿望，反应了人们想勉力挣脱俗气这么一种处境。

一小我私家在试图附庸大雅的时候，说明他起码知道大雅是一个好对象，而且他已经有了对付大雅的要求。这正是他远离粗鄙，走向大雅的精采发端。肯附庸大雅，总比甘于卑鄙好。附庸得久了，不大雅也就变得有几分大雅；假大雅，也就酿成了真大雅，总要比以卑鄙为荣，不屑大雅好得多吧。有哪一小我私家可以或许无师自通、天生大雅的呢？

附庸大雅其实是人的个性，人个性追求美，追求向上。而大雅就是艺术的象征，是美的代名词，禁不住人们不去附庸。只要人间的愚行、丑行、秽行、罪行、恶行、暴行存在一天，附庸大雅就可以在阳光下义正辞严地存在下去。附庸大雅即便不是最有益的善，至少是最无害的恶……，的确算不得恶，而仅仅是尚未成形的善，仅仅是不足精美的善。

一个附庸大雅的人，至少没有竭精心思去为非作歹，至少没有肆无顾忌地去蹂躏正义。仅仅附庸大雅的行为自己，就足以说明他对美妙与高贵布满憧憬，并正在不遗余力、勉为其难地尽力加以仿照，也不妨说这是见贤思齐，有何欠好？每个附庸大雅者，无疑都是向善者，谁还会忍心去讥笑或鄙视一个善良的附庸大雅者呢？

其实，文化上的临时的卑鄙并不行怕，重要的是认粗识俗而能追风求雅。世上本无生来便高便雅之辈，求大雅不免有“附庸”的低级阶段。这又有什么可耻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