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7日，最后一位全程亲历东京大审判者、上海海事大学教授高文彬先生，于凌晨三点十分在上海市之一人民医院去世，享年99岁。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期间，高文彬参加东京审判，先后任国际检察局翻译、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职务，是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亲历者。

回顾这位老人的一生传奇，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东吴大学的骄子

高文彬1922年12月出生于上海，从幼小读书时起就和英语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自称在校时“学习成绩一般，但英语较好”。

1937年，“八·一三”战事爆发，高文彬一家居住的虹口唐山路元吉里被日军炮火炸毁，全家逃难到英租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41年，高文彬从东吴附中毕业，以优异成绩直升东吴大学法学院。

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东吴法学院校舍先是从虹口的昆山路188号搬入一座教堂，后又转移到南阳路爱国女校处。高文彬他们这些热血青年非常痛恨日本侵略者，上课时要途经常德路一个日本兵营，为拒绝向日军鞠躬，宁可绕路走。

高文彬决心以自己所学的法律专长报效祖国。

报效祖国有了用武之地

1945年7月，高文彬从东吴法学院毕业，任职上海市地 *** 院刑庭书记官，只两月就决意辞职；又到上海市老闸区公所任职户政股长，不久又愤而辞职。这两个差使，在那些贪官污吏眼里，可都是肥得冒油的美差，但那种乌烟瘴气、腐败堕落的官场黑暗，却令高文彬失望和窒息。

此时，中国 *** 派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任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到来，让高文彬的报效祖国有了用武之地。

1946年初，向哲浚到东京带去了大量揭露日军罪行的证据资料，因国际法庭官方用语是英语，并采用英美法系审判，所以要将所有的资料翻译成英文，急需既懂英文，又懂法律且熟知英美法系的专业翻译官。高文彬就读的东吴大学法学院，既教授中国法律，也教授英美法系，采用全英文的教材。

高文彬的导师是东吴大学教授、上海知名律师刘世芳，由他推荐高文彬，经向哲浚面试，录用东吴法学院的高文彬和郑鲁达；还录用交大毕业生、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学位的周锡卿；圣约翰大学英语系毕业的张培基；毕业于重庆东吴法学院的刘继盛。

1946年5月3日，高文彬一行5人从上海江湾机场乘坐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抵达东京。他们看到的东京是一片残垣断壁；街头四处是满面愁容的小贩；地铁里游荡着为生计不顾脸面拉客的年轻女子。

为亚太地区人民伸张正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在东京涩谷原来日本著名的陆军士官学校，这是战后保留下来为数不多的建筑之一。由于日本地形高低不平，法庭是在一块小高地上，上面飘扬着11个战胜国的国旗。来往车辆要花五、六分钟从下面开上去。进口处有一个小花园，前面是演讲厅、后面是练兵场、中央的一个小土堆上竖立着一块木制标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ar East）。

中国任东京审判的检察官向哲浚的秘书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刘子健，另一位是东吴法学院30年代的毕业生裘劭恒及朱庆儒；中国任东京审判的法官梅汝璈的秘书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罗集谊，秘书方福枢是东吴法学院30年代的毕业生，还有一位是杨寿林。

国际军事法庭审讯从1946年5月3日开始，之前的4月29日，东京审判检察长、美国人季楠正式向法庭递交起诉书。一天后，起诉书被送到28名被告人手中。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是日本甲级战犯，乙级和丙级战犯则由战胜国在各自国内审判。每天早晨，先由荷枪实弹的美国宪兵从巢鸭监狱将被告提出，由用黑布蒙着车窗的美国军用巴士送到法庭，前后各有一辆美军用吉普押送，下午庭审结束后，再按原样押回。

高文彬曾感叹地说：“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在法庭大义凛然又淡定从容。”

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法律系的向哲浚，英语表述铿锵有力非常流畅，为中国做的检控开场白非常精彩，连美国人也由衷地称赞他。正是因为有梅汝璈、向哲浚及其他十几位中国同事殚精竭虑、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与其他国家法官和检察官努力合作，最终宣判所有28名战犯有罪，东条英机、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另外21名战犯分别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为受到日本侵略者残害的中国以及亚太地区人民伸张了正义。

揭露漏网战犯“偷梁换柱”的黑幕

然而，还是有部分战犯逃脱了法律的惩处。高文彬揭露了一些漏网战犯“偷梁换柱”的黑幕。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晚，有以死效忠天皇的人在皇宫前跪拜，写上自己的名字后剖腹自杀。然而这些自杀者的名字竟然在半夜被换上理应被判刑战犯的名字，造成其已自杀的假象，并在第二天报纸上公布。过段时日，这些人换个假名出来了，在一些伪装成会社的日本特务机构供职，充分说明日本军国主义野心不死。

东京审判是历史上一次规模更大、历时最长的国际审判。当被问及审判为何达2年半之久，开庭818次之多？高文彬解读个中原由：“一是案情太复杂，牵涉面太广。从1928年日本关东军策划皇姑屯事件开始，到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直至1945年无条件投降。

由松花江一直到南太平洋群岛，涉及的国家众多，搜集的证据繁杂；二是语言障碍。通常需要用英语和日语进行翻译，特别是不同国家之间，辗转翻译，很是费时；三是因为东京审判法庭审案采用的是英美法系无罪推断的对质制，被告律师利用这种审讯制度死赖纠缠企图为被告开脱罪责，以致审判进行2年多方告结束。”

审判是对外开放的。国际法庭门口有一间小屋，每天民众可以去购买旁听券，售完为止。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的重要部分，旁听者特别多。

起初很多日本人是抱着怀疑态度来听的，因为当时日本由军人当政，对国内言论严格控制，日本兵在外做的很多灭绝人性的坏事，报纸上从不宣传，只说他们怎么勇敢作战。闻听南京大屠杀真相时，他们都非常震惊，审判退庭时，高文彬碰到日本听众，他们低着头，不敢正视中国人，他们因为良心受到强烈谴责而无地自容。

在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中，悬挂有高文彬的巨幅照片，表彰他在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提供的重要证据。高文彬也是在东京审判中之一次全面了解日军的滔天罪行。

为了将那些逍遥法外的刽子手绳之以法，他在国际检察处卷帙浩繁的资料和档案中废寝忘食地搜寻。

1947年底的一天，他看到一张1937年东京《日日新闻》报纸，刊登着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从淞沪战场向南京进攻途中，以军刀砍掉中国人头颅数量开展“百人斩杀人竞赛”，最终向井以杀死106人“获胜”，而杀死105人的野田毅失败原因，仅仅是因为军刀“刀刃卷边”。照片上俩个杀人狂并肩跨立、军刀拄地、恶魔般地狞笑着，211名中国人惨死在他们刀下，他们还在继续杀戮着中国平民。

悲愤至极的高文彬，立即将这份报纸复印3份，一份留在检察处办公室，另两份递交给国民 *** 。中方立即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罪犯。其时，两人已混迹于被遣返的日军中回国，经半年多艰苦搜寻，盟军最终在两人家乡日本崎玉县发现隐姓埋名的他们。杀人狂已然成为头裹白布，在街边设摊的小商贩。被押解到南京接受审判时，两人与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的谷寿夫同样在法庭上百般抵赖，拒不认罪，但确凿的证据不容他们狡辩，最终被判处死刑。两人和谷寿夫被押到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211个冤魂和30万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终于可以瞑目了。

高文彬曾说，“年轻人经历的事不多，对历史的了解也比较有限，所以要对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犯下的罪行建立正确的认识，这非常重要。新中国70年来的和平与发展来之不易，希望年轻一代了解史实后能更热爱祖国，为国家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