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饮食的世界观上，端着文人的酸腐架子，我一直以精馔细脍作为唯一的标准。所以对于南人吃虫子这件事，始终抱着鄙夷的态度。大小美食节上，当看到路人举着一串串炸蝉蛹、炸蝎子啃得正香的时候，暗地里都会从鼻孔嗤出“粗人”两个字。

但是谈及禾虫，却是唯一的例外。每次这俩字出现在眼前，我就会想起那些或者香酥、或者香浓的盆钵杯盏，然后陷入一种幸福感爆棚的自我催眠。

与禾虫的初恋，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淳安——当时，那里还是个不通高速公路、物质匮乏的贫困县。如今闻名四方的千岛湖，则刚刚发生了著名的“台湾游客惨案”（什么？不知道？自行度娘去），成了没人敢去的邪魔之地。

我们从100多公里的杭州出发，足足半天的车程。到达的时候，大家又累又饿，做东的当地朋友说：“我们这也没什么像样的饭店，就去最有名的鱼味馆吧……”又半小时后，一桌子十多个人，已经眼巴巴望着桌上硕大的鱼头了。

其实二十多年后的现在去千岛湖，在已经成为老字号的鱼味馆里依然能吃到这道有机鱼头，所以如何鲜美也不必赘述。之所以难忘，并不是因为主角鱼头，而是漂浮在鱼汤上一粒粒焦黄的“米粒”。

那是一种经过油炸，喷香酥松的口感，又经过鱼汤一泡，吸满了汤里的甘醇。甜、鲜、美，这些简单的词眼，已经不足以形容。如果非要比拟，应该是一种介于烘烤燕麦和油炸鸡米花之间的味道。更锦上添花的是，因为这些焦黄的“米粒”调味，整锅鱼汤也透出一股与众不同的焦香，引人食指大动。

正低头猛吃间，偏偏有人不合时宜地问了句：“这汤里的是什么米？那么香。”主人得瑟地笑了笑：“这是禾虫，一种长在田里吃稻子的害虫。”

好吧，于是一桌子的风卷残云变成戛然而止，一个妹子更夸张，直接去厕所吐了。我当然也没多吃，但临散场前，还是偷偷再舀了一小勺飘着禾虫的鱼汤，并记住了这个名字。

第二次吃到禾虫是在广东汕头，那是个很有风情的海边城市。当然，饮食也很有特色，禾虫，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拿来煲汤之外，汕头人对禾虫的创意大概已经发挥到极致，蒸、煎、煮、炸、炒、焖、炖，样样都有。在当地小住两天，我至少吃了十个以上的禾虫菜。印象深刻的有两道，一是禾虫焖猪腩：大量的禾虫炒到香，然后与六分肥四分瘦的猪肚腩、当年的新鲜花生一起，细火慢炖，直到禾虫全部消弭无形，化在肉汤内，浓香扑鼻，据说吃了还养精固肾，对男人特好。另一道是禾虫摊鸡蛋：先下禾虫铁锅炙烤，肥美的身躯迅速爆裂出浆。然后磕鸡蛋、下香葱，讲究点的再来几个小牡蛎。本来普普通通的摊鸡蛋也变得滋味无比。

当天晚上酒足饭饱之后，我还跟随几个当地人，下到田渠里捕捞禾虫——没见过的人永远无法想象，潮涌时候，禾虫铺天盖地而来，那是如何壮观的景象。我问：“一下子就有那么多，岂不是想吃就吃了。”当地人告诉我，其实每年捕禾虫的日子，也就三、五、八月的初一和十五。必须朔望时节，潮水涨起，河涌漫入稻田的时候，才有大量禾虫从田里浮游起来，随着水流向大海。一旦错过这几个日子，一年就再也没得吃了。而且捞上来的禾虫很容易死，吃不完的，只有风干或者做酱腌制保存。“有花堪折直需折”，我忽然想到的是这句诗。

回程之前，我又买了一罐禾虫酱和几包禾虫干。酱是把虫子捣烂后用海盐腌的，太咸，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风味。禾虫干倒是很香，可惜重新水发煲汤之后已经不如活的鲜美。据说，懂行的老饕会用新鲜的禾虫与禾虫干一锅同煲，可惜我没口福一尝。

再后来，因为稻田机械化运作和农药的使用，就罕有见到禾虫佳肴的机会了。一次出游时吃了一道陈皮钵禾虫——先用油盐淋到新鲜禾虫上，禾虫爆浆而亡，然后再加陈皮、鸡蛋清蒸。味道确实很美，可惜一整张毛爷爷的价格却不美。只能权作抚慰念旧之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