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源巨然南宗(江南董源传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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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董其昌“南北宗论”

董其昌认为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傒、赵伯驹、赵伯骕以至马(远)夏(圭)辈。南宗则王摩诘(王维)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浩)、关(仝)、董(源)、巨(然)、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他将唐至元代的绘画发展,按画家的身份、画法、风格分为两大派别,认为南宗是文人之画,而北宗是行家画,崇南贬北,提倡文人画的南宗,贬抑行家画的北宗。在南北宗论中董其昌亦有自相矛盾之处,标准不一,对同属南宗的文人画家的评价亦有褒贬等等,反映了理论上的混乱。与董其昌同时的陈继儒、莫是龙、沈颢等人亦倡导或赞成南北宗论,他们彼此呼应,对明末及清代的绘画发展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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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的“南北宗论”的基本思想是什么?

一般认为,完成“南北宗说”并把它总结为较系统学说的是董其昌。董其昌在《容台别集·画旨》中论及“画分南北宗”:“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骕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盘、荆、关、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

要之摩诘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东坡赞吴道元、王维画壁亦云:''吾于维也无间然。''知言哉。”这段话也收在题为莫是龙著的《画说》中,董其昌在世时即已出版,故有人认为董其昌的“南北宗说”是承袭莫说。然而一般认为,细考起来,“南北宗说”的创始人,应该是董其昌。董其昌关于“南北宗说”还应涵盖这段论说:“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遥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当学也。”

“南北宗说”一出,借助董其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加上同时代的陈继儒、詹景凤、张丑、唐志契、沈颢等都竞相附和,迅速流传开来,并且逐渐成为一个品评画家的理论准则。“南北宗说”成为系统学说以后,受到了尖锐的抨击。其实,各种批评是历时已久今又起。谢稚柳先生认为董其昌的“南北宗说”是“标奇立异”、“自相矛盾”:“由于他对古代绘画的见多识广、标奇立异,创造了一系列的奇特的议论,他把禅家的宗派说法,搬到绘画上来,分古代绘画为两大系统——''南宗''、''北宗''。从唐王维起以及张璪、荆浩、关同、郭忠恕、董源、巨然、米芾、米友仁到元四家,称为''南宗''。从唐李思训、李昭道起以及赵干、赵伯驹、赵伯骕到马远、夏圭,称为''北宗''。而他自己所赞颂的是''南宗'',说''北宗''''非吾曹所当(一作易)学''。假使说,他只是把古代绘画来分别类型,那么,不论他对不对,总还不失为整理的 *** 。而他首以禅家的宗派,引经据典地来文饰他的说法,把这一系列的作家形成了对垒,好像河水不犯井水一样。既没有顾到时代的沿革与绘画的发展,对于每一个作家的个人过程与关系,也置之度外。赵孟頫曾经说董源的大青绿山水,是''放泼的李思训'',而《宣和画谱》也称董源的著色山水学的李思训,而他却使董源与李思训,一个在''南'',一个在''北'',武断地硬派他们毫无渊源。而赵干分明是江南的派系,与董源相近,又把他列于''北宗''。并又把自己所分的''南''、''北''宗,区别开来,确定了''南''高而''北''下。但是,当他的议论发表之后,首先推翻这种说法的却是他自己。在他的画上,不止一幅的他自己题着''仿夏圭笔''。非所当学的''北宗'',看来又为''吾曹所当学''了。文人喜欢舞弄文笔,只是舞弄而已,连他自己也没有认为在代表自己的宗旨。然而,他自己所推翻了的论点,却传播了开来,起了重大作用,无形中领导了清代的所谓正统画派。一直到现在,更爱研究与整理中国绘画的日本,仍以''南宗''、''北宗''为依据。”(《谢稚柳》,上海博物馆编,第371~3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版)启功先生的《山水画南北宗说辨》认为董其昌的“南北宗说”是“谬说”,“这件''公案''到现在还是有重新提出批判的必要”:“这个谬说的捏造者是晚明时的董其昌,他硬把自唐以来的山水画很简单地分成''南''、''北''两个大支派。他不管那些画家创作上的思想、风格、技法和形式是否有那样的关系,便硬把他们说成是在这''南''、''北''两大支派中各有一脉相承的系统,并且抬出唐代的王维和李思训当这''两派''的''祖师'',最后还下了一个''南宗''好、''北宗''不好的结论。董其昌这一没有科学根据的谰言,由于他的门徒众多,在当时起了直接传播的作用,后世又受了间接的影响。经过三百多年,''南宗''、''北宗''已经成了一个''口头禅''。固然,已成习惯的一个名词,未尝不可以作为一个符号来代表一种内容,但是不足以包括内容的符号,还是不正确的啊!这个''南北宗''的谬说,在近三十几年来,虽然有人提出过考订,揭穿它的谬误,但究竟不如它流行的时间长、方面广、进度深,因此,在今天还不时地看见或听到它在创作方面和批评方面起着至少是被借作不恰当的符号作用,更不用说仍然受它蒙蔽而相信其内容的了。所以这件''公案''到现在还是有重新提出批判的必要。”“归纳他们的说法,有下面几个要点:一、山水画和禅宗一样,在唐时就分了南北二宗;二、''南宗''用''渲淡''法,以王维为首,''北宗''用着色法,以李思训为首;三、''南宗''和''北宗''各有一系列的徒子徒孙,都是一脉相传的;四、''南宗''是''文人画'',是好的,董其昌以为他们自己应当学,''北宗''是''行家'',是不好的,他们不应当学。按照他们的说法推求起来,便发现每一点都有矛盾。尤其''宗''或''派''的问题,今天我们研究绘画史,应不应按旧法子去那么分,即使分,应该拿些什么原则作标准?现在只为了揭发董说的荒谬,即使根据唐、宋、元人所称的''派别''旧说——偏重于师徒传授和技法风格方面——来比较分析,便已经使董其昌那么简单的只有''南北 ''两个派的分法不攻自破了。至于更进一步把唐宋以来的山水画风重新细致地整理分析,那不是本篇范围所能包括的了。现在分别谈谈那四点矛盾:之一,我们在明末以前,直溯到唐代的各项史料中,绝对没看见过唐代山水分南北两宗的说法,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叙师资传授南北时代''与董其昌所谈山水画上的问题无关。更没见有拿禅家的''南北宗''比附画派的痕迹。第二,王维和李思训对面提出,各称一派祖师的说法,晚明以前的史料中也从没见过。”“第三,董其昌、陈继儒、沈颢所列传授系统中的人物,互有出入,陈继儒还提出了''另具骨相''的一派,这证明他们的论据并不那么一致,但在排斥''北宗''问题上却是相同的。另一方面,他们所提的''两派''传授系统那样一脉相承也不合实际。”“第四,董其昌也曾''学''过或希望''学''他所谓''北宗''的画法,不但没有实践他自己所提出的''不当学''的口号,而且还一再向旁人号召。”(《启功丛稿》(论文卷),启功著,第167~173页,中华书局1999年7月版)启功先生对于“南北宗说”予以强有力的抨击。

中国绘画史上南宗的鼻祖是谁

中国绘画史上南宗的鼻祖是王维,称为诗画合一。

王维(701—761),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省祁县)人。出身官宦世家,博学多艺,官至尚书右丞,故世称“王右丞”。

他既是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又是南宗水墨山水画的鼻祖。在审美上将诗画合一,令诗情与画意互相映照阐发,苏轼誉之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成为中国书画艺术的一大特色。其水墨山水画承载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带有中国文化的特质与趣味,以才思与修养作画,水墨渲淡,不施粉彩,逐渐成为中国山水画正脉,千年不衰,为中国绘画史上以画言志道情的精神象征与代表。

王维的山水画如今大都散失,现今所看到的多是后人对其画作的临摹作品。如《辋川图》《江干雪霁图》《雪溪图》等,我们只能从这些临摹作品或是文字记载中去感受王维的绘画风格特点。

王维水墨山水画对于后世的影响巨大。唐代就有张璪、王洽等,五代有荆浩、关仝,宋时有董源、巨然、李成、范宽等,他们都是山水画史上伟大的画家,同时也是王维水墨文人画的倡导者。元代四大家更是把水墨山水画发展到一个新的境地,后由明代董其昌提出了“南北宗论”,使水墨山水画始终成为主流,明清之后连绵不绝。其水墨山水画自唐以来在中国绘画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王维也就成了南宗的鼻祖。

从唐初大小李将军的青绿山水到王维的水墨山水画,看似简单,其内因是由中国独特的劳动生产方式、政治体制、文化及民族心理等综合因素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变而成的,王维担任这个转变的关键人物,化蛹为蝶,成就了中国水墨山水画的发展与兴盛。具体表现在:

其一,道释文化的影响,令文人墨客有着崇尚自然的秉性,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进行着水墨山水画的感受与实践。现署王维的《山水诀》,开头即谓:“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工。”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向往,成就了“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理想,崇尚自然成为文人精神的向往,而水墨承载了这样的功能。由此在诗歌和绘画中,开启了中国田园适性的,既有隐逸自由、放浪形骸,又有慰藉功能诗画合一之意境。

其二,题材上,王维的画风,一类似大小李将军北宗画法“傅色古艳,界画纤细,布置精奇,富丽精工”;另一类纯以水墨表现,大都无皴或皴法极简,仅以“劲爽”笔线勾勒的“破墨山水”。因精神上的审美取向最终影响了题材的抉择, 他主要以悠然野趣的大自然为素材,适度追求闲逸幽静的田园情趣。题材多写“山庄”“村墟”“野渡”“山居”“雪霁”“江雪”等。如《江干雪霁图》《雪溪图》等,从题材上自他开始也愈加贴近隐逸的自然生活。

其三,色彩的选择上,他以水墨取代了展子虔与二李以来的青绿山水。“用笔使墨,穷精极巧。”其内在和本质的意义在于,水墨山水画的出现并不是一个颜色运用和技法变革的形式问题,而是山水画艺术精神最终的归宿和实现。如老子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与庄子的“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的相互阐发,至“无声而五音鸣焉,无味而五味形焉,无色而五色成焉。”(《淮南子·原道训》)的至境。“墨”既为至简、恬淡,又蕴含“墨分五色”的道体历史渊源,因此“墨”成为士人们体验和表现的对象。故道家思想为中国水墨画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基础,而士人们的心性追求则使“墨”成为“含道映物”的凭籍之物。

其四,在表现技巧上,创“渲淡”、“破墨”等表现方式。也是最能体现“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工”,改变了青绿山水以来的“钩斫”与反复渲染的人为痕迹,以达天然去雕饰之感。今天所见传为王维的山水画,大都无皴擦或皴法很简,以水墨渲淡见长,且以破墨法进行渲淡,这种墨法表现对后世影响极大。如《万山积雪图》,《江干雪景图》。

此外,“余曾见(王维)破墨山水,笔迹劲爽。”(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王维这种“笔迹劲爽”的用笔线条与二李圆中带方,或是方中带圆,勾勒中转折有刻画又有遒劲的感觉是不同的,而是吸收了“吴带当风”飘逸磊落的用笔特点,又有李将军的遒劲,似柔又刚,似紧又松的书写表现,给予董源以披麻皴的启示,使山水画由“绘”过渡到“写”,使笔墨机趣更加贴近自然变化的理法。

王维淡于仕进的胸次,超脱世俗的性情,以及庄禅意识对自然的理解与领悟,使他具有贴近自然的人格,从而将自然与水墨相联系。他的“水墨最为上”,乃在“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工”,道出了水墨山水画最终选择水墨的根本原因。

董其昌“南北宗论”的基本内容与影响,具体说说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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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宗”论是中国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画家、书法家董其昌提出的艺术思想和理论。

目录

学说

创立

画术语由来

分析

历史理论

历史记载

影响

现代评论

编辑本段学说

中国书画史上一种理论学说。明代画家董其昌所创。他把李思训和王维视为“青绿”和“水墨”两种子画法风格的始祖,并从此倡中国山水画分“南北宗”之说。另莫是龙在《画说》中说不得:“禅家有南北二宗,于唐时分,画家亦有南北二宗,亦于唐时分。”清方薰认为,“画分南北宗,亦本禅宗‘南顿’、‘北渐’之义,顿者概性,渐者成于行也。”南北宗原是指佛教史上的宗派,所谓“南顿’、‘北渐’把“顿悟”和“渐识”(苦功修练)作为被彼此的主要区别。这种划分法,标榜了“南宗画”即文人画出于“顿悟”,因而社为“高越绝伦”,“有手工土气”;同时,以为“北宗画”只能从“渐识”,也就是从勤习苦练中产生。受到轻视和贬。方薰也认为,顿单概于性灵,渐者成于力行。前者重在邻居领悟,后果重在攻夫。南宗王摩洁(维)始用宣纸,变勾勒之法其传荆、关、董、巨、二米以及元之四家等。北宗则李思训父子,风骨奇峭,挥扫躁挺,传至宋之赵伯驹、赵伯、以及马远、夏 圭、戴文进、吴小仙。

编辑本段创立

南北宗,是 中国书画史上一种理论学说。明代画家董其昌所创。山水画里的南北分宗论是明清时期绘画理论中的重要思想之一,它深刻地影响了画家的创作活动,及其对绘画本身的理解和对中国山水画史的把握,甚至波及了书法、诗词等相关艺术门类的理论建构。

编辑本段画术语由来

董其昌把李思训和王维视为“青绿”和“水墨”两种子画法风格的始祖,并从此倡中国山水画分“南北宗”之说。另莫是龙在《画说》中说不得:“禅家有南北二宗,于唐时分,画家亦有南北二宗,亦于唐时分。”清方薰认为,“画分南北宗,亦本禅宗‘南顿’、‘北渐’之义,顿者概性,渐者成于行也。”南北宗原是指佛教史上的宗派,所谓“南顿’、‘北渐’把“顿悟”和“渐识”(苦功修练)作为被彼此的主要区别。这种划分法,标榜了“南宗画”即文人画出于“顿悟”,因而社为“高越绝伦”,“有手工土气”;同时,以为“北宗画”只能从“渐识”,也就是从勤习苦练中产生。受到轻视和贬。方薰也认为,顿单概于性灵,渐者成于力行。前者重在邻居领悟,后果重在攻夫。南宗王摩洁(维)始用宣纸,变勾勒之法其传荆、关、董、巨、二米以及元之四家等。北宗则李思训父子,风骨奇峭,挥扫躁挺,传至宋之赵伯驹、赵伯、以及马远、夏 圭、戴文进、吴小仙。

编辑本段分析

南北宗论的提出者与最有力的推动者之一是晚明著名画家、美术鉴赏家和理论家董其昌(1555~1636年)。关于南北分宗的言语曾一再见于他的题跋、画论与著述里,其中比较详细并常被引用的是下面一段: “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骕,以至马(远)、夏(圭)辈。南宗则王摩诘(维)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浩)、关(仝)、董(源)、巨(然)、郭忠恕(熙)、米家父子(米芾和米友仁),以至元之四大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马祖道一)、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诘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东坡赞吴道子、王维壁画,亦云:‘吾于维也无间然!’知言哉。”

编辑本段历史理论

其大意是用当时在文人士大夫群体中流行的心禅之学,以禅宗的南北分宗譬喻山水画的流派分野,将山水画的发展史截然分为两派。分派的关捩在唐代,并各追任了一位祖师,排出了传承的谱系。如同禅宗以“顿悟”与“渐悟”的修持观念分南北一样,山水画的分派依据的是风格技法方面的“渲淡”与“钩斫”的不同。历史上,禅宗的北宗在与南宗的竞争中败下阵来,逐渐势微,在董其昌看来,山水画的北宗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而他所推崇的则是南宗。 南北宗论首先在一个以董其昌为核心的小圈子里获得认同,比如他的友人莫是龙与陈继儒的著作里都有内容相同或相近的话。不过,由于董其昌的地位特殊,在东南地区隐隐然是艺坛领袖,附骥者众多,这一论断的发明权最终被归于他一人名下,而南北宗论的命运也与对董氏其人的评价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晚明乃至整个清代,南北宗论打着董其昌的标签,逐渐成为一种后人认识山水画发展的权威理论,进而演变为描述画史的常识以及评判作品的套语。赞同、引用或沿着同一思路深化南北宗论的画家和理论家很多,而力图调和南北,或者表示怀疑的说法却显得很微弱,反而更衬托出这一理论的影响力之大。但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五四”重估传统文化价值的思潮推动下,董其昌和他的南北宗论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尖锐的批判。徐悲鸿就曾经严厉地说过,“吾尤恨董断送中国画二百余年,罪大恶极”,而滕固、童书业、启功、俞剑华等学者通过详备的考证后都指出南北宗论立论的“软肋”:用禅宗的历史来比附山水画的发展极为牵强;虽然董其昌强调“其人非南北”,但“南”、“北”还是容易令人误解为画家的籍贯;王维的地位被人为地抬高了;“渲淡”与“钩斫”的概念含混,用来区分流派显得过于简单生硬;等等。这些批评普遍倾向于把南北宗论看作是一种历史理论,而作为历史理论,它又是极端粗疏的,根本“不合于历史事实”,“是伪造历史,是非科学的”(俞剑华语)。 此后,南北宗论基本上被当作一种对山水画史的错误描述而遭到否定。不过,这样一个错漏百出的历史论调又怎么可能笼罩画坛数百年,并且在实际上规范了画家的创作呢?这恐怕不能简单地归结于董其昌的个人影响力。近年来,已经有学者指出,要把南北宗看作对两种美学倾向与风格特征的概括,而非历史总结。进一步说,南北宗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是针对当时山水画发展所面临的困境而发出的声音,带有现实的批评意识,为山水画的发展指出了路径,因此才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与传播。

编辑本段历史记载

明代中前期,由于得到统治者的扶持,宋代的画院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复兴,供职于宫廷的画家的绘画风格被时人所推重,其代表是浙江地区的戴进(1388~1462年)、吴伟(1459~1508年)和他们的追随者所形成的一个松散的画派——“浙派”。在苏州则涌现出诸如沈周(1427~1509年)这样杰出的文人画家,他发展了历史上强调个人文化修养的业余绘画观念,成为所谓“吴派”的开创者。大约到了16世纪初期,浙派已经迅速衰落,那种工谨富丽而带有装饰性的风格退化为种种呆板的程式与陈陈相因的暮气,有些画家比如张路、蒋嵩等人,企图通过极端的狂、怪造型和夸张的颤动线条,为这种匮乏注入一些生机,但虚张声势的豪放和空洞无物的矫情,与戴、吴相比,优劣自现。另一方面,随着一度主宰画坛的文征明(1470~1559年)的去世,业余的文人画家们笔下的文人画逐渐沦为某种“墨戏”。他们缺少笔墨与造型的训练,而只把注意力集中于难以琢磨的诗意上,其弊病日显,以至于李日华批评说:“今天下画习日谬,率多荒秽空疏,怪幻恍惚,乃至作树无复行次,写石不分背面,动以无格自掩,曰:我存逸气耳。相师成风,不复可挽。”当董其昌在画坛获得影响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流派纷呈却混乱不堪的局面:院体画刻板僵化,匠气十足;浙派末流粗陋虚矫,装腔作势;而文人们以余兴作画,虽然在观念上强调意境,但力不从心,导致伪“逸品”泛滥,流毒已深——山水画发展至此,似乎进入了死胡同。董其昌当然对现状不满,于是提出了南北宗的理论。 董其昌的南北宗论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直陈时弊,恰恰相反它是以梳理画史的面貌出现的,似乎与现实无关。但董其昌的目的在于树立理想的典范,从而引导人们去学习与欣赏真正高妙的山水画传统,最终摆脱眼前的困境。他在另一段常被提及的话里还说过:“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芾)及虎儿(米友仁)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我朝文(征明)、沈(周),则又远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所宜学也。”这段话中尽管没有直接出现“南北宗”的字眼,但一望即知,所谓的“文人之画”正是他所认定的南宗,而“非吾曹所宜学”的画家都是北宗。所以,董其昌是以南北宗论倡导有选择地复古,也就是通过临摹效仿他所限定的画家,以达到纯粹的文人画的境界。其实,对于文人画家来说,文人画的理想并不新鲜,但董其昌统一了人们对文人画经典的认识,同时进一步强调了全面修养的重要性:“昔人评赵大年(令穰)画谓得胸中着千卷书更佳。…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看不得杜诗,画道亦尔。马远、夏圭辈不及元四大家,观王叔明、倪云林‘姑苏怀古诗’可知矣。” 批判了那些“目不识一字,不见一古人真迹,而辙师心独创,惟涂抹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即悬之市中,以易斗米”的人。

编辑本段影响

董其昌主观构建的一个山水画家传承体系,是应对当时画坛状况的有感而发,并非单纯的理论建构。从实际效果来看,南北宗论虽然并不严密,但却理清了众多茫然无措者的思路,很好地启发了此后山水画的发展,实现了对现实困境的超越,造就了一个数百年稳定的局面。

编辑本段现代评论

可是说,把南北宗论作为历史学说,实在是一个误会,它只是董其昌为解答当时画坛创作与评论上存在的多方面问题而提出的一种理论,带有批评性与鲜明的时代特点。从这一点出发,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晚明绘画史的走向,并且保持一个历史主义的“理解之同情”的态度吧。

“元四家”各自的艺术特点

1、黄公望

黄公望,元朝著名画家,本姓陆,名坚,汉族,后过继永嘉平阳县黄氏为义子,因改姓名,字子久,号大痴、大痴道人、一峰道人。

中年当过中台察院椽吏,后皈依“全真教”,在江浙一带卖卜,作《道藏》,并收入金月岩编、黄公望传,阐述全真派内丹原理和功法。

擅画山水,师法董源、巨然,兼修李成法,得赵孟頫指授,所作水墨画笔力老道,简淡深厚。又于水墨之上略施淡赭,世称“浅绛山水”。晚年以草籀笔意入画,气韵雄秀苍茫。

2、王蒙

王蒙,元画家。字叔明,号香光居士。元末官理问,弃官后隐居临平黄鹤山,自号黄鹤山樵。明初王蒙出任泰安知州,因胡维庸案牵累,死于狱中。

王蒙外祖父赵孟頫、外祖母管道升、舅父赵雍、表弟赵彦徵都是元代著名画家。王蒙的山水画受到赵孟頫的直接影响,后来师法王维、董源、巨然等人,综合出新风格。

王蒙尤擅画山水,写景稠密,布局多重山复水,善用解索皴和渴墨苔点,表现林峦郁茂苍茫的气氛。山水之外,兼能人物。所作对明、清山水画影响甚大,仅次于黄公望,后人将其与黄公望、吴镇、倪瓒合称为“元四家”。

3、倪瓒

早年画风清润,晚年变法,平淡天真。疏林坡岸,幽秀旷逸,笔简意远,惜墨如金。以侧锋干笔作皴,名为“折带皴”。墨竹偃仰有姿,寥寥数笔,逸气横生。书法从隶书入,有晋人风度,亦擅诗文。

4、吴镇

吴镇,字仲圭,号梅花道人,尝自署梅道人。工词翰,草书学辩光,山水师巨然,墨竹宗文同。擅於用墨,淋漓雄厚,为元人之冠。兼工墨花,亦能 *** 。十八九岁开始学画,年轻时游历杭州,吴兴,饱览太湖风光。开眼界,长见识,大自然的真山真水,启迪了他创作灵感。

其工诗文书法,绘画题材多为渔父、古木、竹石之类,善画山水、梅花。草书学巩光,山水师法董源、巨然而又独出机杼,以雄强笔法辅以丰富墨法,自有一种苍茫沉郁、古厚纯朴之气。精写竹,师李衎,晚年则专写墨竹。

扩展资料

1、元四家的主要代表作品

黄公望的主要代表作品有:《富春山居图》前段称《剩山图》,现藏浙江省博物馆;后段较长称《无用师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快雪时晴图》等;

王蒙的主要代表作品有:《青卞隐居图》、《春山读书图》、《葛稚川移居图》等;

倪瓒的主要代表作品有:《六君子图》《渔庄秋霁图》《江岸望山图》等;

吴镇传世作品《渔父图》、《秋江渔隐图》、《秋山图》等。

2、元四家艺术上的共同特点:

(1)“元四家”山水重于笔墨,讲求风格。他们在作品中通过山水抒发一定理想,并提拔诗文加以阐述。

(2)形势上重水墨,或稍加淡色浅绛,形成不同的风貌,但情调多流于伤感、淡泊、孤寂,反映了时代动乱中无可奈何的情绪。

(3)在艺术功能上标榜“写胸中逸气”“自娱”而不趋附社会审美爱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元四家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王蒙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倪瓒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吴镇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黄公望

介绍一下画家董源

五代、北宋四大山水画家(南方山水画始创者):董源

董源简介:

南方山水画的开创者董源、巨然被画史并称“董巨”,北方山水画的开创者荆浩、关仝,史称“荆关”,四人合为五代、北宋间的四大山水画家。

董源:(?-962)五代南唐杰出画家。源,一作元,字叔达。钟陵(今江西进贤西北)人,亦作江南人。原为南唐画院画家,后入宋。南唐时,中主李璟朝(943-961)时任后苑副使,故号“董北苑”。

擅画秋岚远景,多描写江南真境,不作奇峭的笔墨,兼画龙水、钟馗,无不臻妙。所写风雨溪谷、烟云晦明、千岩万壑、山石泷水、使人遐想。其画山手法,用笔多细长圆润,形似披麻,水用 纹,树木多亭直,树叶多用单笔、夹笔、皴法渗软,下有沙地,用淡墨扫,用破式渲染,辅以点苔,充分阶段表现出南方山水风景秀润多姿。

早年学李思训,亦师王维。工画山水、牛虎、人物。最擅山水,作峰峦出没、云雾显晦、溪桥渔浦、洲渚掩映的江南一带山景水色,不为奇峭之笔,开创平淡天真的江南画派特有风格,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技法。其画法有二:一以水墨为主,着色轻淡,画山用细长圆润形似披麻的皴法,上多矾头(小石块),满布小墨点,下作平滩从树,披脚下多碎石,乃京口一带山景;北宋郭若虚羽他“类王维”,米芾赞为“唐无此品”。另一山石皴纹少,着色稼厚,景物富丽,元代赵孟頫称其类似李思训。

董源的水墨山水,影响很大,后世将其与巨然并称“董巨”,成为南方山水画派之祖;与李成、范宽并称为“北宋三大家”;又与荆浩、巨然、关仝并称“五代、北宋间四大山水画家”。

相传所画牛虎,“肉肌丰混,毛发轻浮,具足精神”。人物多用青红,衣面也用粉素,生意盎然,具见思致。相传李璟曾召冯延巳议事,冯至宫门,逡巡不敢进,误以宫娥著青红锦袍当门立。细视之,乃琉璃屏上董源所画。传世作品娥《潇湘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夏山图》卷,藏上海博物馆;《夏景山口待渡图》卷,藏辽宁省博物馆;《龙宿郊民图》及《洞天山堂》二轴,均图录于《故宫名画三百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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