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2日电 据更高检网站消息，近日，更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更高检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针对“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面临哪些难点？”的问题，胡卫列指出，检察机关在探索开展文物和历史文化遗产公益诉讼保护过程中，存在法律供给上的严重不足。一是总体法律依据不完善，以致在监督范围、立案标准、调查取证、诉讼等环节缺乏有效的实体和程序法律依据，易产生分歧，影响办案效果。二是在民事公益诉讼中，文物及文化遗产的损害认定、修复等缺乏科学评估 *** 或者可参照的标准，增加了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确定诉讼请求、执行监督的难度。三是不少文物保护涉及历史遗留民生问题，如何在经济建设、文物保护、民生保障等方面有效有效协同多部门执法整改，助力地方党委 *** 解决文物保护中的疑难杂症，需要更多检察智慧、监督智慧。

　　记者：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未明确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列为公益诉讼法定领域，实践中，检察机关是如何依据现有法律规定办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的？

　　胡卫列表示，虽然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没有作为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公益诉讼专门领域，但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用好现有政策和法律依据加大保护力度，对部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涉及法定领域的，探索开展公益诉讼加大保护力度。比如，依据环境保护法关于环境包括人文遗迹、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规定，纳入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依据文物保护法和物权法关于国有文物所有权的规定，纳入国有财产保护领域；依托英烈保护法，将属于国有文物的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纳入英烈权益保护领域。

　　此外，各级检察机关主动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和地方中心工作，积极探索相关领域案件办理。比如福建省泉州市检察机关以助力“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遗为契机，部署开展“古城文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和“活态古城 生态泉州”公益检察活动。

　　记者：检察机关将文物和文化遗产领域作为公益诉讼新领域的重点予以部署推进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胡卫列指出，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五年之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强调“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这是对检察公益诉讼改革探索成效的充分肯定，更是对这项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更大期待和更高要求。

　　将文物和文化遗产领域作为公益诉讼新领域的重点予以部署推进主要有以下考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物工作。在近几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专门就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提出的建议和提案达几十件。截至2020年11月，全国23个省级人大常委会作出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专项决定，其中有17个明确将文物、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公益诉讼新领域案件范围。住建部、国家文物局也高度关注文物保护领域的检察公益诉讼实践并专门开展调研，希望借力检察公益诉讼职能共同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总的看来，从中央顶层设计到地方性立法，到各相关职能部门，对于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有效激活和提升文物治理能力水平、推动形成保护合力都有高度共识。

　　据此，更高检作为十九届四中全会“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改革任务的牵头单位，经征求更高人民法院、相关部委意见，已将文物保护法修改时单设公益诉讼条款，部署开展长城保护、大运河文化保护、革命文物保护等检察公益诉讼专项活动等列入实施规划和落实计划，在2020年1月的全国检察长会议上作了明确部署，并写入了向两会所做的工作报告。今年以来，更高检还与国家文物局多次交流会商相关工作并开展联合调研，与住建部开展了历史文化保护联合培训。

　　记者：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有哪些优势？

　　胡卫列介绍，检察公益诉讼作为中国特色公益保护司法制度，其制度初衷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方面，检察机关可以发挥行政公益诉讼职能，通过诉前磋商、圆桌会议、公开听证等方式，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厘清职能，全面履职，解决“九龙治水”难题。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可以发挥民事公益诉讼职能作用，对破坏、损毁文物的当事人或者单位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或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记者：检察机关在文物和文化遗产公益诉讼办案中取得了哪些成效？